我所知道的钱学森与内蒙古专家学者的部分通信 |
李长域
作者系内蒙古《实践》杂志社编审
钱学森是中外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我国科学界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出现了异常活跃的局面。在此期间，内蒙古的各方面科学研究工作也出现了喜人的形势，一些专家学者依据自己的理论研究和丰富实践，提出了不少新颖的和重要的见解。他们怀着对这位大科学家的敬仰之情，曾致书向钱老请教，以求得指导。令人感到十分欣喜的是，钱老在收到有关的信件之后，不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而且还对一些信件及时地回了信，因而使内蒙古的这些专家学者得到很大的鼓舞，促使他们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笔者当年曾从事过一些学科的研究工作，并参与内蒙古哲学学会、内蒙古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内蒙古人才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有关活动，还先后担任《内蒙古社会科学》、《实践》杂志社的编辑、记者，因而有机会接触到有关的专家学者，对钱学森给他们来信的情况有所了解。
现根据自己的回忆，将所知道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并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如有不妥之处，请识者指正。
一、钱学森的来信情况
1给张颖清的信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有一位青年学者张颖清，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和研究，提出了生物全息的理论，即认为任何一个生物体其相对独立的部分都是整体的缩影，并为此收集了大量的例证和撰写出相关的研究论文。他感到这一见解对于生物科学的研究可能具有重大的价值，因此，怀着年轻人特有的大胆和追求真理的勇气，就此写信给钱学森，想听听这位著名科学家的意见。信和有关论文寄出后，他也没敢奢望钱老一定会复信。但是，时隔不久，钱老就给他回了信，信中鼓励他继续进行研究，同时还就其研究的课题中的有关观点交流了看法。张颖清收到此信后，十分激动和高兴，以后在内蒙古和山东大学进一步开展了此项研究，其成果引起我国生物学界和科学界很多人的关注，并吸引一批国内外的学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笔者其时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与张颖清有数次交谈，并参加了在集宁市召开的全国生物全息律学术研讨会〔2〕。以后，又去山东大学专门拜访了他，了解其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新的进展。
2给唐学正的信
唐学正是内蒙古中蒙医院的一位老中医，但对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系统科学也很感兴趣。他根据自己的长期医疗实践和对系统科学的深入思考，提出任何一个系统都有其核心的见解。论文完成后，他向我国系统科学研究的大力倡导者和大师钱学森征求意见，也收到了这位大科学家的回信，在信中同他讨论了有关的问题。唐学正后来依据自己提出的这一理论，继承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有关思想和医疗方法，用现代技术加以改造，开展对一些癌症的研究和治疗，发明电热针疗法，其成果在北京召开的国际针炙学术讨论会上受到重视，国家卫生部对其研究工作也予以支持。笔者曾与唐学正多有接触，并编发过其论文，故对上述情况较为了解。
3给刘彦的信
刘彦是呼和浩特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多年来就教育科学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知道，视野开阔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对教育问题也很重视，且曾在美国和中国在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学人才，因此曾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向钱老写信，以得到其指教。钱学森给他回了信，对刘彦后来继续开展有关课题的研究鼓舞很大，呼和浩特市的有关中学已被教育部列为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基地之一。刘彦提出的“人脑年论”理论〔3〕，比日本学者提出的同一理论在时间上要早十年左右，对从生理学和脑科学角度研究教育科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4给一位畜牧业研究者的信〔4〕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有一位蒙古族学者，长期从事畜牧业研究。钱学森作为国际学术界著名的科学家，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畜牧业早就有所了解，中国的畜牧业如何搞自然也成为他头脑中考虑的问题之一。再者，系统科学作为大科学，必然要涉及到现代科学中的许多门类，才能对中国和世界的产业发展、人类面对的生态环境系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因此，接到这位学者的来信，钱学森曾几次致信与之讨论我国畜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5给一位医学工作者的信
内蒙古医学院有一位副院长，长期从事医学研究，对当代科学的发展甚为关注。就此，他提出了一些想法，写信同钱学森交谈，钱老也热心地给他回了信，令这位学者深为感动，并曾同笔者谈及。
6给李长域的信
笔者长期在内蒙古工作，去过内蒙古的几大草原，对草原的状况与畜牧业的发展有所关注。1985年，为纪念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斯诺曾于1929年来内蒙古采访），美国农业专家、曾任中国农牧渔业部顾问和80年代在内蒙古翁牛特旗现代畜牧业研究中心工作多年的韩丁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笔者曾同韩丁多次接触，并约请这位专家为刊物撰写文章。韩丁在会议结束后，与出席会议的斯诺女婿一起，先后去锡林郭勒盟和伊克昭盟草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返回后，笔者同他们进行了长谈。韩丁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位人士，早年曾来过内蒙古萨拉齐培训拖拉机(20世纪20年代)抗战期间还去过延安(40年代），当笔者提出请他就此次谈话的内容等写一篇专稿时，当即慨然应允。他在宾馆接连以三天的时间，用随身携带的英文打字机，写出了一篇长达近万字的论文。我所在的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孙国栋对此事也很重视，请人很快翻译出来，于杂志社主办的《经济社会》1985年第5期发表。此文是一位国际知名人士所写，作者对中国的草原和畜牧业又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笔者感到应当让中国科学界的高层人士了解，以作为指导我国整个草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参考，于是寄给了钱老。钱老接到信后，仔细地看过，并给笔者回了信。他在信中称赞韩丁的文章“好”，写得“很实在”。后来，笔者曾将韩丁的文章和钱老的信，提供给内蒙古计委主任乌日途，供他在制订内蒙古草原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和有关工作时参阅。
此外，笔者曾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年，其中在唯物论、辩证法的研究方面作了较多努力，在《文献和研究》（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有关论文。以后，又对系统论作过一些思考，并试图搞清楚它与唯物论、辩证论（通常称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唯物论的研究中，也曾两次致信和论文给钱学森，他都仔细阅过，回信谈了自己的看法，使笔者受益匪浅。
7给乌杰的信
乌杰于20世纪60年代初曾赴苏联留学，80年代初又曾去美国进修，学习系统科学和自动化管理等理论，回国后先后在赤峰市、包头市担任领导工作。他根据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提出的许多新的问题，十分重视把城市作为一个大的和复杂的系统进行研究，用来指导现代城市的管理和建设，从中得益很多。在工作实践中，他还感到，对城市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与对城市的辩证分析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据此，他认为应当把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接合起来，并从哲学上加以概括，使其上升为普遍的认识，并撰写了有关论文。他觉得这件事对于系统科学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很重要。当时，钱学森一方面在大力倡导对系统科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另一方面也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包括它与系统科学的联系与如何结合的问题，并已发表了有关的一些论文。因此，乌杰写信向钱老征求意见和看法。钱老从乌杰的来信和论文中，知道一位市长在研究系统科学和哲学，感到很高兴，因为这在中国的各级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在信中，钱老就一些观点与乌杰交换了看法。基于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他还特意用了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草心”，以说明科学研究的不易，研究的结论需要反复推敲，并且还要经受历史的长期检验，最终才能确立。钱学森的信，对乌杰的研究工作，无疑有很大的勉励和指导。之后，乌杰在调任山西省副省长和在国家体改委担任副主任期间，依然继续进行了系统科学、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系统经济学》、《系统辩证论》（修订版）等论著，并把研究工作同国际系统科学界的研究结合起来，曾多次召开国内、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目前，乌杰已担任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进一步组织、推动我国的系统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课题的研究。
8给其他人的信
招笔者所知，钱学森还给内蒙古草原研究所、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党委组织部人才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如王明昶研究员，郝诚之编审等写过信，探讨草业系统工程、沙产业、人才学等方面的问题。但对其详情，笔者因忙于本身的工作和一些事务，未能予以了解。
总计，钱学森给内蒙古的专家学者共有十数人来过信，其中与有的专家、学者之间的来信且不止一封。以笔者为例，就有三封。听说，给一位学者的信，竟有六七封之多。累计当有二三十封。当时，钱学森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本身肩负着国家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和实施等任务，同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的往来也不少，还要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会议，在这样的繁忙工作之中，还对内蒙古这个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上述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予以关注，亲笔写出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其广阔的胸怀，高度的科学责任感，不辞辛劳的精神，对我国科学事业的认真执挚态度，都是非常感人的。他这样做，就是对每一个专家学者的巨大勉励，值得人们认真学习。
二、几点感言
1钱学森是一位大学科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不光自己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我国的科学研究（包括国防尖端科学的研究），而且还关注着祖国各地的科学研究，认真思考着中国科学的未来。因为他深知，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会被人瞧不起。而作为科学研究，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单靠任何一个个人，那都是不够的。为此，他很重视以各种方式，大力推动我国的整个科学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钱学森那时正忙于火箭、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的研制和发射，工作极其繁忙，且保密性的要求很高，故与专家学者们的通信甚少。80年代以来，他才较多地运用这种方式，与国内的专家学者们通信，促进祖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当然，这也是在他认为有关专家学者提出的见解或者有新意，或者有重要价值，或者他有不同意见时，才写信。有时，他看到报刊上的一些文章后，也主动给作者直接写信。这些信件，近年来笔者在报刊上已见到一些。通过他与我国的专家学者们的这种难能可贵的联系与指导，对我国的新型科学研究事业确实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以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对内蒙古专家学者的来信，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而言，是属于较多或特别多者。这说明他对内蒙古这个祖国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格外关注。这是否因为内蒙古曾拥有我国第一个导弹和人造卫星发射基地，他曾经多次去过那里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坐镇指挥；同时内蒙古又有他所重视的捆绑式火箭的研究和生产单位，因而怀有深厚的感情所致，笔者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他对内蒙古专家学者的来信之多中会感到，这位大科学家对内蒙古这块土地和这里的各族人民是情有独钟的。
3上述情况也说明，内蒙古的专家学者，在科学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实力和潜力。他们一是比较大胆，敢于探讨前人或今人不曾探讨的问题，思想比较解放，束缚较少。二是态度谦虚，乐于向人请教，以补自己的不足。三是勤奋和努力，因为相对于别的地方而言，内蒙古的物质条件较差，信息量小，书籍和资料不足，重视程度也往往不够，因此在科学上要做出成绩，就需要有更大的毅力和进行更多的努力才行。
4内蒙古的上述专家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由于得到钱老的指导、帮助和勉励，若干人业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有的已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里面，无疑也有钱老的一份功劳在内。当然，由于主客观等种种原因的制约，有的专家学者在以后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未能获得应有成果，这是值得引起上级领导和有关方面注意、重视和在工作中予以认真改进的。
5以上仅是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有限情况，对钱老与内蒙古的专家学者通信所作的一个简略的介绍。内中肯定会有一些遗漏或不完全准确之处。不过。在此笔者还需要指出，就整个内蒙古自治区而言，有幸与钱老通信的专家学者，毕竟是少数人，更多的专家学者则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绝不是说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就没有或不可能取得成绩。
注释：
〔1〕钱学森于1986年4月11日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全委会上被增选为副主席，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2〕生物全息论最初名为“生物全息律”。
〔3〕论文刊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期。
〔4〕钱学森与内蒙古学者的通信，属于个人之间的信件往来。因此，有的专家学者愿意谈到自己的名字，有的愿意告诉信件中所谈的内容，有的还曾将书信件的原件让笔者阅过，乃至提供其复印件。本文区别这些情况，予以不同方式的介绍，如有的提到学者的名字，有的则没有，有的提到其所在的单位和其时担任的职务，有的则没有，等等，以示对他们享有的通信自由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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