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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切实有效地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和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从我区现状分析,目前,“三农”问题现状和形势不容乐观。
 
    一、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呈拉大趋势。随着“三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反差越来越大,城市面貌可以说日新月异,但广大农村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当薄弱。截止去年,全区仍有3113个村嘎查不通电话,447个村不通电,2456个村不通公路,分别占农村嘎查总数的23.7%、3.4%、18.7%,仍有342万人没有解决吃水问题,教育、文化、卫生的状况就更大大落后于城市了。再从人均收入情况看,199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287元,“九五”末扩大到3030元,2004年已扩大到55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5年的1.99:1扩大到去年的3.12:1。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3%,高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速4.4个百分点。从发展态势看,城乡收入增速和绝对值的差距呈继续拉大的趋势。这也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较为明显的共性问题。
 
    (二)农牧民收入水平低,增收的难度加大。去年是我区农牧民收入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达到8.6%,但只有260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30元,而且地区和农户间很不平衡。截止去年,人均低于637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128万,占农牧业人口9%以上,大大高于全国3%的比例。农民增收缓慢是“三农”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去年国家采取减免税、粮食补贴等措施促进农民增收。政策和粮价上扬成为带动收入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今年化肥、农膜、柴油等农用物资大幅度涨价,有的品种达20%多,对农民的政策补贴基本让生资涨价抵消了。一般讲,政策供给对农民增收的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今年粮食价格比去年秋季大幅度回落,西部地区的玉米由0.58元/斤左右降到0.42元/斤左右,销路还不畅,农民增收的难度很大。
 
    (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并没有大的突破。现在仍有50%多的劳动力搞农业,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是富裕不了的。用减少农民的办法富裕农民,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减少农民,他们的出路又怎样。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仍处于自发的盲目状态,城市和社会并没有平等接纳农民工。农民工大都从事矿山、建筑等行业,脏累险重工种,打工、维权、发展难,社会劳动保障没有,低价劳动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带有普遍现象。多数农民工处于“侯鸟”状态。我国的国情所决定,大量的富余农业人口都涌入大城市的办法不可取。应该是向小城镇聚集,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从长远看,随着大城市的配套和完善,吸纳农业劳动力的容量趋饱和状态,会出现递减趋势。目前农民素质状况也会受到城市现代化的排斥,而中小城市、小城镇与农村地缘最近,对农牧业辐射带动更直接,人口转移成本最低,可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也是调整就业结构的正确选择。问题是我区目前依托资源优势构建各具特色的有主导产业支撑的城镇化不发达,与农牧业产业化和农村人口转移联系不紧,带动力不强。
 
    (四)粮食生产和富民富县的大环境很不协调。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危的一件大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应、粮价大幅度上涨有关。粮食问题具有放大效应,供需稍趋紧张,就可能引发大的波动,带来连锁反映。从长期看,我国人口增长、需求增长、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1996年至2003年全国减少1亿亩,目前全国人均1.44亩,为世界平均水平45%。有三分之一的省区市人均耕地不足一亩,600多个县人均耕地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确保粮食安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国家要粮,农民要钱。这是一对矛盾。农民主要参照头一年种粮收益来决定来年的生产,再加上自然因素的制约,生产波动大,国家宏观调控难,而风险往往由农民和地方政府承担。我区在缺粮时期,财政调粮补贴难以为继;而变成粮食主产区以后,地方财政仍然要是负执行粮历史挂账的沉重负担。广大农民则经受“卖粮难”、粮价低、生资涨价等问题的轮番困扰。种粮比较效益低,种粮大县、财政穷县,农民和地方都作出了牺牲。粮食需求呈钢性增长。有关部门测算“十一五”末期全区粮食生产达到400亿斤才能满足发展畜牧业、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和人民生活需要。在支持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以前,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农民利益三者关系协调难度大。搞不好,粮食生产可能成为长期困扰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五)农村牧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长期落后。这种状况限制了农牧民自身的发展,造成农牧民普遍素质偏低,市场意识、科技意识、法制意识差,这对农村牧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都带来了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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